审美视阈下中国西部电影的悲剧性情结
[摘 要] 电影艺术作为文化的审美形态，是文化的精粹表征。中国西部电影是盛开在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朵奇葩，西部电影融合了西部人的主体意识和西部的自然景物，使它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西部电影的产生得益于深厚雄浑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尤以富含深沉悲剧性意识题材的作品在电影史上熠熠生辉。人与自然、传统文化和生命意识的碰撞铸就了中国西部电影的悲剧性。
[关键词] 审美视阈；西部电影；传统文化；生命意识；悲剧性
在中国电影史上，以反映西部生命情怀为题材的西部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中国电影的新秀。这些电影讲述的故事不只属于贫穷，也不只属于荒凉，它也叙写了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从蕴藏中华民族几千年古老文明的《黄土地》，到为了生命而抗争的《老井》，再到怎样抗拒命运的《人生》等影片，它们既展示了西部人的情怀，也饱含着深刻的思考。从中，我们也感受到了数千年古老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沧桑与历史中生命个体的沉湎。
一、西部电影及其悲剧性
1984年3月，影评家钟惦棐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提出了“立足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的理论倡导，一时间在电影创作界和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从而成为西部电影真正诞生的理论源头。由此，中国的西部电影从萌芽中开始走向成熟，一些电影创作者和评论家开始对西部电影做内在的挖掘。在理论的指导和实践中，西部电影艺术趋向一种明朗化和自觉化。
《人生》《默默的小理河》等影片的出世，不仅给观众展示了西部乡土文化和当代生活的矛盾，也从新的角度给中国电影市场带来了一次冲击。1985年，根据贾平凹的小说《鸡窝洼人家》改编的《野山》，田壮壮拍摄了《盗马贼》。1986年，拍摄了《盲流》《两对半》《黄河在这里转了个弯》等影片，不论从影片的创作水平来看，还是主题意蕴来看，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也显示出了新一代导演的叙事风格和电影表现手法。
综观这些影片，它们在题材、内容和风格技巧上都有深刻的主题和宽广的包容性，真实地反映了西部人民的生活。每部影片都有不同的创作背景和影像意义，大都以表现人物复杂的性格冲突，表现了人在命运面前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里透出了几许悲凉、几许悲壮。
西部电影融合了西部人的主体意识和西部的自然景物，使它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既来自于西部独特而丰富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性格、民族习俗风情，同样还有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这里交揉着复杂的人类自我与社会本我的相互关联。正是这些元素的存在，才创造了中国电影艺术的美，也是成就西部电影的重要因素。
二、情结，解构的真实
电影艺术作为文化的审美形态，是文化的精粹表征。在西部电影里，首先感觉到的是西部自然环境给人的视觉冲击，再就是隐藏于主题中对传统文化、生命意识的赞美与批判。这样的架构组成了电影的悲剧性情结，也使它的艺术成分更加真实，悲剧气氛更加浓重而又符合情理。在这样的环境下，矛盾体的相互碰撞结出了果实。下面结合作品与主题倾向作深入的解构。
（一）人与自然
茫茫无际的大戈壁，万马奔腾的大草原，还有广袤的沙漠等，这些自然景物不仅表现出独有的雄浑、悲壮和崇高，也包孕了丰富的人的灵魂意象。这既是大自然的造化，也是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精神的冶炼。人与自然是无法分割的，西部电影正是捕捉住了这一独特的人文景致，创造了电影世界里视觉上的美感。
电影艺术家们正是借助了这种非常富有生命力的自然物像，节省了更多需要用影像画面要表现的东西，这种情景与人物性格的巧妙对称，显出了不一般的电影表现，也创造了视觉上的冲击和感染力。再加上局部景色的单调描写，电影整体的悲剧性成分更加真实自然。
影片《黄土地》中有个这样一个场景：深厚的黄土地占据了极大部分画面，上面只有一线天空，在高高的地平线上，三个种地人在默默地耕耘着。人在这个视觉大环境里，显得十分的渺小，而且被天和地挤压着，显得很压抑，也十分沉重。这是一个用客观的自然物景表现主观意识的一幕。客观上，它是一个简单的种田场面，而实际上则表现了我们民族与黄土地之间的历史性思考。一方面，人们生活在这块丰厚的土地上，感到了踏实，也有很强的依赖感，它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同样，它也代表着一种硬朗、朴实、勤劳、勇敢的文化精神，正是由于这种民族气概的精神延伸着我们民族的文明。另一方面，它也成为一种沉重的包袱，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在传统道德和文化羁绊的阴影下无法挣脱。
这些景物都以一种西部独有的风姿特色和造型形象展现，它那不加雕琢的原生态的朴实、凝重、淳厚，它不仅创造了影片的视觉美，也承载了艺术家对影片中人物和情节的纵深发展。无怪乎导演陈凯歌说：“我认为西部是我国文化的发源地，我们就是要溯本求源寻找自己民族的根。在经济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找出一个民族观念形态上的历史继承。”①这是一个记号的印证。
（二）传统文化的折射
1传统与反传统
传统就是指被保存在某一人、某一群体中，并为后代所运用的文化形式。传统不是通过生物学上的遗传来延续，而是通过社会历史所沟通的文化渠道来延续。
电影是表征文化的艺术手段，自然也离不开文化的土壤。作为80年代崛起的西部影片之所以能够引起市场极大反响，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由于传统文化的熏陶。传统文化对于电影的作用，自然就形成了电影的一个哲学问题。对于怎样去解构文化的传统，还是传统文化，这的确也是个十分沉重的问题。我觉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应该追本溯源，在今天看来，我们必须批判地继承。西部电影正是借助于时代的意识要求，并充分挖掘历史文化之根的深刻反思。这里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褒扬，也穿插了浓重的批判意识。
作为第五代导演的张艺谋、陈凯歌，无疑是表现这种传统的高手。古老的信天游、麻木的脸庞、窑洞、木头鱼、唢呐、花轿，这些都是有形的传统文化的载体。影片《盗马贼》中关于藏族文化的展示也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些传统文化的影子，都是和导演有意识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的，它既是传统文化的延伸物，也在一定层次上推动了影片的矛盾冲突。我们歌咏这种文化的灿烂，也不能忘却它摧残人性的文化郁结。 2代表影片中的悲剧性
西部电影中表现的'传统文化都和我们的民族文化分不开，无论是表现还是批判，都有深刻的时代性。创作者试图以全新的艺术思维和全新的电影语言表达着自己对传统的反叛，它以宽阔的历史眼光和深刻的哲学意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的认识和评价。
《红高粱》：在张艺谋的电影创作序列中，《红高粱》里的“颠轿”和“酿酒”、《菊豆》里的“印染”和“挡棺”、《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捶脚”和“点灯”以及《英雄》里的“剑道”和“书法”等都凝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意蕴。这些电影在表现反传统中都显出了厚重的历史文化感。
张艺谋的文化意识没有媚俗，却包含着深刻的民族性。张艺谋眼里的中国文化，与其说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的抽象载体，不如说是众多民俗和仪式的具体感知。尤其当这种具体感知跟导演的影像激情和商业策略相结合，便使张艺谋电影里的中国文化呈现为既令外国人神往又令中国人迷惑的奇异景观。
在电影的叙述中，我们有了更多的思考。同样，《老井》在表现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的同时，也带着更多的现代批判意识，正是这些造就了影片的悲剧性情调，更成就了电影艺术的深沉内涵。
（三）人性与生命意识
在西方社会，表现人性，追求一种自由、平等是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运动时的主题。表现一种鲜活的人性，也凝聚了西部电影的情结。同样，电影文化的主题是与人分不开的，也就是说，“人”蕴涵了生命意识的层面。由于西部背景文化的深厚，那么关注人应该是当时文学的表现形式。于是“寻根文学”“反思文学”开始关注人的命运，这无疑给刚刚从一段历史中走出并在寻觅方向的中国电影开启了一扇门。在与生命意识的直接对话中，人与命运的抗争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是构成西部电影整体悲剧的内在情结。
影片《红高粱》描写了一群“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人，恢复了人的本来面目，赞颂了生命意识，不压抑人的本性。张艺谋感到中国人活得太累了，中国人种的退化，他说：“你把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往脚下踩也罢，捧上天也罢，在批判继承中重新确立自我也罢，你的生命状态首先得热起来，活起来，旺盛起来，要敢爱敢恨。不能一肚子文化，自己却活得越来越疲软。”“《红高粱》实际上是我们创造的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②在这部影片中，患麻风病的李大头、土匪秃三炮和日本鬼子都成为一种象征，是压抑生命、压抑人性的力量，与他们的斗争实际是人性与兽性的搏斗，影片最后，这些普通老百姓与日本鬼子的拼搏，不是一般的复仇，而是“体现了生命本身的不屈的精神”③。
可见，对人生自我生命意识的讴歌与赞美是出自于创作者本身的，也折射出艺术家们对当时所处的环境的深刻反思。
悲剧渲染的是一种情调，而这种情调则是高亢的，如英雄的死。人与命运的抗争是造就悲剧的一个永恒的基调。生活是复杂的，它包容着我们的生与死，理想与现实。然而，正是这种不断的人的本体与命运的抗争，造就了英雄和电影艺术的悲剧性效果。尼采在论悲剧时有这样一段话：“人生是一个美丽的梦，是一种审美的陶醉。可是，科学却要戳穿这个梦，道德要禁止这种陶醉。所以审美的人生态度是与科学的人生态度、伦理的人生态度相对立的，人生审美的必要性，正出自人生的这种悲剧性。凡是深刻了解人生悲剧性的人，若要不是走向出世的超脱或玩世不恭的轻浮，就是向艺术求归宿。”
在影片《人生》中，探索人的生命存在与内在精神达到了一个高潮的境界。高加林充满青春的骚动与心灵的震颤，体现出现代人对世界发出的生命喧嚣。人的生命存在与自身精神渗透着哲学的、文化的意义。高加林渴望生存，不顾父辈的阅世劝诫，离开祖辈赖以生息的黄土高原，在小县城里与命运抗争着，但却受到旧的人情、习惯、习俗的挑战。在高加林不甘心命运安排的情况下，他依然不向命运低头。这里面蕴涵着生命意识和追求一种高质量的生活的希望，他对外界的抗争，也是自我内心争斗的结果。在《人生》里，吴天明导演用硬健的雄风从另一面体现了西部人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与追逐。
三、结 语
西部电影的开始得益于美国西部片的启迪，题材大都跟民族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一系列的西部影片里，深深挖掘出民族文化主题的是从第五代导演开始的，它也开始了表现文化与反映现实的深入结合。电影艺术作为文化的审美形态，是文化的精粹表征。
无论是吴天明的《人生》《老井》、陈凯歌的《黄河谣》，还是张艺谋的《红高粱》等，这些影片都记录下了中国西部的生活状态。还有就是在《英雄》《关中刀客》《天地英雄》中，表现的英雄的壮美气概也折射出人的本体的美与电影艺术美的交相辉映。这里融合了各种各样的元素，有自然环境的影像造型产生的视觉冲击，还有点滴的传统文化象征，也有主人公的言语和命运的结局，等等，它是一种复杂的交集。就像导演张艺谋在谈到西部电影时，用爱、恨、强悍、脆弱、愚昧和善良中对光明的渴望和追求说出了他的认识。总而言之，内在生活与现实世界的巧妙结合，在影像化的手法下成就了艺术的经典。
注释：
① 奚姗姗：《纵观新时期的电影创作》，《当代电影》，1986年第6期。
② 陈凯歌：《怀着深挚的赤子之爱》，《电影艺术参考资料》，1984年第15期。
③ 郭青：《近年来关于电影民族化的探讨与争论》，《电影艺术》，1985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王坤（1979— ），男，陕西西安人，电影学硕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理论、影视文化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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