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不要让大学生进入到中产阶层以下
“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于2016年11月4日-5日在深圳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出席并发言。
李培林表示希望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个阶层主要靠来自于农民工领域里的技术阶层的递进和整个大学生队伍的补充。“不要让大学生再进入到中产阶层以下，这样未来的社会才能够实现一个相对平稳的增长。”
李培林谈到，新常态以来，中国现在中等收入人群还不够，消费对经济的拉动还远远不足。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GDP增长下降。“在十年前几乎在国内没有人预测到，我们从一个平均10%的时代一下子下降到了一个6.5%的时代，我们以为最起码8%的时代还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二是老百姓储蓄意愿很高，不愿意消费，即便是在银行的利率还在不断下降，存在银行的钱其实很难保值增值的情况下。“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和我们的收入结构有关系，和社会领域的制度安排有关系。”子女教育、医疗、住房，这三项支出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非常大，预期风险不稳定。“也就是说随着你的家庭收入的增长，你越来越不知道未来你的子女教育要花多少钱，你不知道未来的看病当中我个人要拿多少钱，你不知道未来你买房子的收益到底要拿出多少钱来买这个房子。所以这就促成了整个社会当中非常高的强烈储蓄的愿望，大量的钱要储存着，来规避家庭未来的生活风险。”
三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消费收入的结构存在问题。经济理论表示，家庭消费比率随着收入的增长递减，收入越高的家庭消费率越低，收入越低的家庭消费率越高。“当一个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现象，有钱的人消费饱和了，不消费，而大量需要消费的人又没有钱，这样就会造成整个社会消费的一个瓶颈。”
四是阶层认识上的差异，中国对中层的认同偏低。其他国家大部分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层，无论客观上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国家，像巴西、美国，或者像法国和日本收入差距相对小的国家，居民主观感受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大概占到60%左右。但在中国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只有40%左右，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甚至低于印度十几个百分点。“印度很多住在贫民窟的人认为他们是属于中层，但在中国相当一部分公务员认为他们是属于中下层。”
五是人口老龄化加剧，“这个时代就是挣钱的人比例越来越少，需要抚养的人越来越多，这对经济增长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六是村民收入偏低。李培林表示，“我们的农民如果翻译成英文不应该翻译成农民（farmer），绝大部分是小农（peasant），户均耕地只有0.5公顷，而欧洲的农民至少也是平均30～40公顷，所以这个差距是很大的，很难靠土地的这种收益就能够获得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这是我们农村的一个困境。”
最后，李培林表示希望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个阶层主要靠来自于农民工领域里面的技术阶层的递进和整个大学生队伍的补充。“不要让大学生再进入到中产阶层以下，这样未来的社会才能够实现一个相对平稳的增长。
以下为发言实录：
李培林：我原来的题目是《走向更加公平共享的社会》，但是我的PPT做成了英文，英文的题目是《消费与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我的中心思想是一样的，就是要走向更加公平共享的社会。
我们分析中国发展的时候，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有两个视角，一个是我们的市场转型，就是我们和那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进行比较，另外一个视角是现代化转型，我们和东亚模式中这些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和这两个视角都不一样的是，这两个大的转变在中国是在同一个时间进行，所以出现了一些特点，我们难以用既有的这些规则和理论来验证，所以也出现了很多我们叫做“中国特征”的东西。
现在我们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在经济上被称为“经济新常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个是我们增长的动力转换。
现在虽然我们说创新，但是实际上在大的推动力里面还看不出创新到底占多大的比重。我们看得很清楚的是，投资和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在急剧的下降，特别是出口，几乎降为零，有时候对经济增长还是负的作用。而消费在快速地增长，今年前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增长到70%.但是这个增长并不是消费本身绝对量大幅度地增加，而是由于投资和出口作用的下降而造成了比例上消费的一个大幅度的增长。
第二我们说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中国世界工厂正在往一个更高的产业链，往一个能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的、更高附加值的所谓的“中国创造”的过程在转变。
第三个是改革从经济改革现在走向全面改革，扩展到所有的领域，特别是社会领域。
这三个大的转变我觉得代表了中国一个新阶段开始的主要特征。
我们看GDP现在的增长已经下降到大概6.5%上下，这个过程几乎现在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出现了一个“L型”的时代，也就是在6.5%上下微小的浮动，可能是未来十年一个主要的态势。但是我们看改革开放前近40年，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大的，虽然我们说平均9%左右，但是实际上是一个上下浮动比较大的时期。未来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小的平稳的波动，现在还不是很确定。十年前几乎在国内没有人预测到，我们从一个平均10%的时代一下子降到了一个6.5%的时代。我们以为最起码8%的时代还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说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一个新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看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像GDP那样出现这么大的波动，目前也没有说它出现了明显大幅度的下行。在过去几十年大多数的年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慢于GDP的增长，但是最近几年也出现了收入的增长快于GDP增长的情况。现在我们提出“十三五”期间要同步增长，但是大概是在一个中轴线上波动的态势，这是我们的一个要求。
尽管消费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已经达到了70%，但它的绝对额的增长并没有那么快，这是社会商品销售总额的一个增长情况。就是说从一个长周期来看，这个消费总额的增长不但不是大幅度上升的，它的增长率还是在下降的，尽管现在社会销售总额的增长快于GDP.
从实际的数字来看，我们的消费率，特别是居民的消费率不但不是增长的而且是下降的。从2000年到2014年，在长达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最终消费率，即社会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从63.3%下降到50.6%.最终消费率里面包括了政府的消费和居民的消费，居民的消费下降比这个还要厉害。所以我们的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在国际比较里面都是非常低的。特别是和一些大国来比，和一些现代化国家来比，他们的消费率都要远高于我们。
一般来讲一个国家消费有没有这么快地增长主要是由收入来决定。中国尽管现在财政收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政府还是居民手里，实际上钱是很多的。税收在1994年—2014年这20年当中每一年的增长都在16%，而且总额如果按美元计算的话，从780多亿美元增加到了2万多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1994年～2014年这20年当中，城乡居民储蓄的余额也从3200多亿美元一下子增长到7万多亿美元。现在整个国家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余额大概相当于当年GDP的70%，是很大一笔钱。其中很大一部分城乡居民储蓄的钱，我们并不知道它来自于哪里。理论上来讲，全部城乡居民的收入减去你的消费，剩下的那个钱才能化作投资，化作手持现金，化作储蓄。但是实际上每一年仅仅储蓄增加的这一部分就大于收入减去消费的那一部分。所以好多存在银行的居民的钱我们不知道来自哪里。我们粗略地估计，大概中国的隐性收入占整个收入的25%左右。这是一个估计，也有估计更多的。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钱，老百姓还是不愿意去消费，而且储蓄的欲望仍然很高？即便是现在银行的利率还在不断下降，存在银行的钱其实是很难保值增值的。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和我们的收入结构有关系，和社会领域的制度安排有关系。也就是说决定消费的，不光是收入的结构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这一点还没有经过很多科学论文的严谨论证，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况。
第二点，谈一下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
一个是我们的差距在改革开放以来快速扩大，基尼系数现在几乎是一路增长的态势。我们在2008年达到了基尼系数的顶点，从2008年以来这五六年我们的基尼系数处在一个微弱下降的态势。现在来看，这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做的一个曲线，很多人质疑这是不是真实，因为他们的感受好像这个差距还在扩大，怎么现在出现拐点了，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库兹涅兹的“倒U形曲线”出现了拐点。
这个拐点如果把它缩短以后还是非常明显，显示基尼系数开始明显下降。现在来看中国处于基尼系数的绝对点和美国差不太多，很多的拉美国家都是基尼系数要高于中国的，亚洲很多的国家也是基尼系数很高，但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在0.3，要低于我们的差距。
我们也有社会调查的数据。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连续进行的全国性的社会调查，这个数据和统计局的数据是有差异的，按照这个数据算出的基尼系数一般要高于统计局的数据，但是表示的趋势是完全一致的。按照五等分的方法，也就是把社会上最富裕的20%，收入最高的20%和收入最低的20%之间的倍数来测算，你会看到这个收入差距也是往缩小的一个方向在发展。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趋势应当是真实的，只不过因为统计方法的不同出现了一定的数据差异。
在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数据上显示的差距缩小态势和人们的感受不一样，是由于在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当中，一个最大的因素是城乡差距。城乡差距大概能够解释整个差距的40%左右，城乡差距最近几年在缩小，所以这对整个数据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与此同时，个人的差距实际上现在还是在扩大，但是它对整体的影响不如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这么大。而中国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还是我们城乡很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一个背离，也就是说在GDP产出当中，农业现在占不到10%了，在劳动力里面，农业劳动力还占30%多，而按居民来计算还占到45%左右。这么多的农村居民和农村劳动力分享的那块GDP的蛋糕，如果我们不计算转移支付的话，只能分享这不到10%的蛋糕了。
我们的农民实际上你翻译成英文不应该翻译成“农民”（farmer），绝大部分是“小农”（peasant），户均耕地只有0.5公顷。如果要翻译成“农民”，至少在欧洲是平均30—40公顷，所以这个差距是很大的，很难靠土地的这种收益能够获得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这是我们农村的一个困境。
为什么收入的结构对消费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在中国的调查数据发现，家庭消费率——这个消费率是指你的消费占你收入的比重，家庭的消费率是随着你家庭的收入增长而递减，也就是说收入越高的那些家庭消费率越低，收入越低的那些家庭消费率越高。所以当一个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现象，有钱的人消费饱和了，不消费，而大量需要消费的人又没有钱，这样就会造成整个社会消费的一个瓶颈。这是为什么我说消费收入的结构，不但是收入的水平，而且收入的结构会影响到你这个社会消费的结果。
在这个消费结构里面，我们发现，在中国还有非常大的影响整个消费结果的因素，一个是子女教育，一个是医疗，一个是住房。这三项支出在中国的消费里面影响非常之大，而且它们的预期风险现在变得非常不稳定。也就是说随着你的家庭收入的增长，你越来越不知道未来你的子女教育要花多少钱，你不知道未来的看病当中我个人要拿多少钱，你不知道未来你买房子的收益到底要拿出多少钱来买这个房子。所以这就促成了整个社会当中非常高的强烈储蓄的愿望，大量的钱要储存着，来规避家庭未来的生活风险。
过去我们计算你的孩子在中国上大学上四年，10万块钱人民币给他存在那里就够了。现在你就这一个孩子，考不上好大学就要送到美国去，到美国去读四年那至少你要存下150万人民币，毕业以后还不知道他有没有工作。所以这种风险预期现在变得和过去十年、二十年以前大不一样，这对我们整个的消费行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群体也好，中产阶层也好，很多中国的报纸说这已经成为中国一个非常庞大的消费市场。但是实际上，按照我们的测算——我们定义的中产阶层是按照你的收入在社会收入结构里面位于中位数以上，工作是白领，而且是大专教育水平以上——按照这三个标准，测算出来大概整个社会有25%的人属于中产阶层。这和国家统计局仅仅按年收入来测算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体差不多，国家统计局最近算的是到2015年社会的中等收入群体是24.9%，虽然标准不一样，但是这个比例非常接近。这就是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或者中产阶层的比例还是非常小的，尽管绝对数很大。
还有一个问题影响我们的消费。为什么我谈这个消费，因为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大众消费潮流的到来，是和中产阶层的引领分不开的，在国际化的市场中一直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消费不单单是一个收入的问题，还涉及收入的结构，还有消费的理念。刚刚厉以宁先生说，有的消费是为了一种满足，有的消费是一种品味，你要追求这种潮流，是某一个群体在引领这个消费的过程。
但是在另外一个消费理念方面，会看到受到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在主观的认同方面，中国出现了一个比较偏低的现象。其他国家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无论客观上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国家，像巴西、美国都是差距比较大的国家，或者是像法国和日本收入差距相对小的国家，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那一部分大概都占到60%左右。但是在中国你会看到，中国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只有40%左右，远远地低于其他国家，甚至低于印度十几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所以我们在和印度的交流当中，我们对照我们调查的样本发现，印度的样本里面很多住在贫民窟的人认为他们是属于中层，但是在中国的样本里面相当一部分公务员认为他们是属于中下层，所以这种认同上的差异是对消费一个非常大的影响。为什么产生这个差异，宗教的因素、文化的因素，以及收入差距发展走向的因素等等，很多复杂的因素都有影响。这不仅对我们的消费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社会的公平感也有很大的影响。
然后是人口的因素。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我们经济新常态一样，也是十几年前我们包括人口学家都没有预料到的一个新的前景。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时候，二十几年前我们的人口还是一个比较标准的金字塔的形状，最上面是100岁，最下面是0岁，越年轻，人口越多。2010年是最标准的人口红利时代，老人和小孩的比例不高，劳动力年龄人口最多，最好赶上我们的黄金十年，大量劳动力的低成本的供给，造成了我们经济上的辉煌。到2020年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这个金字塔将开始倒转。2040年一直到2050年，我们预计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时候，那时的人口结构和前面1990年相比基本上全部倒挂了。
这样一个大的过程对于消费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大家知道，在代际分析当中，不同的代际消费行为差异很大，特别是老年人的消费，有时候他会趋于保守。我也希望很多的企业家要注意到老年人这个庞大的市场，你看看大量的中国人到日本去买马桶盖，也说明我们对于这个市场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不是我们生产不了，而是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这对于我们未来靠消费来驱动经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整个社会的负担系数，老人加上小孩占整个人口的比例，在2015年刚刚越过了最低线。改革开放这些年，我们人口方面最好的一个趋势就是整个社会的负担系数在一路下降，挣钱的人越来越多，需要抚养的人越来越少。但是从现在开始走入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挣钱的人所占比例越来越少，需要抚养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说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增长的挑战。
我借今天的演讲谈一点政策上的含义。一个是要在“十三五”时期保证居民收入的增长，能够超越我们前面三十几年低于GDP增长的状态，能够继续和GDP增长保持同步。当然这方面有很大的争议，有些人认为这个收入的增长太高，工资增长太快，是不是会造成人力成本的快速提高，然后也造成了企业的种种负担。还有一个是要通过一些社会领域的，特别是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安排来促进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第三，贫富之间的差距还是要进一步的缩小，特别是消除贫困人口。我们现在确定到2020年要消除按照现行标准下的五千多万贫困人口，这个标准按照2010年的价格是年收入2300元。
最后，我们希望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个阶层主要靠来自于农民工领域里面的技术阶层的递进和整个大学生队伍的补充，不要让大学生再进入到中产阶层以下，这样未来的社会才能够实现一个相对平稳的增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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