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二题

春节二题

春节二题

安黎

大姐"借"钱

兔年腊月二十八的下午，我回到耀县，住进了锦都宾馆520房间。负责给我安排住宿的，是我中学时期的同学。稍事休息，我随即和几位朋友见了面。朋友中，有新朋，亦有旧友。新者，才第一次碰面；旧者，已经结识二十余年了。晚上，一个在机关供职的旧友请客，六个人，喝了两瓶酒。

第二天，按照计划，我购买了一大堆茶叶、烟酒、鲜奶和糕点之类，坐朋友的车，偕同儿子回故乡，并顺路看望了两个姐姐。大姐家的日子历来过得紧张，但却谋划着盖房子。二百多平方的建筑面积，在材料、人工费统统涨价的情况下，一核算，至少需要十五万元。十五万，在有钱人的眼里九牛一毛，但压在大姐的心里，沉重得堪比泰山。大姐见了我，自然是愁眉不展，一声叹息接着一声叹息。我安慰大姐，声称支助她三万元。但这三万元，显然与大姐的期待，却有不小的距离。大姐把话绕来绕去，但最终还是把自己所希望的数字和盘托出：我最低借她五万元。

大姐反复强调是"借"而非"要"，但我却在心里嘀咕："借"和"要"有区别吗?

常常的情景是，钱一旦从我手中脱离，我的心里都会迅速地将这些钱一笔勾销。父母早逝，在弟弟妹妹们艰难成长的历程中，我究竟付出了多少，那无疑是一笔糊涂账，根本算不清的。对待弟妹们久而久之养成的惯性，推而广之，普及到了包括几位姐姐在内的更多的人身上。凡借钱者，都是穷苦之人。而他们，要么是我的亲人，要么是我的朋友，看着他们遭遇这样或那样的困境，我能袖手旁观?但撒出去的钱，犹如泼出去的水，远不像鸟儿那般飞了出去，还能再飞回来。还钱者当然也有，但他们的举动，却让我滋生出了深深的负罪感。民间熟语云：借钱还钱，天经地义。但我从他们手里接过钱时，却天不经，地不义，理不直，气不壮，唯一的感受就是忐忑不安。他们生存的艰难，让我不忍目睹。因此，当我接过他们递来的钱时，恍然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趁人之危的打劫者。

我经常对人说：我希望我的亲人我的朋友都比我富裕，都过得比我好。这样的话，不是虚情，也不是假意，更谈不上矫情，而是我的肺腑之言。诸如此类的.话，显示的不是我的高尚，而是我的自私。亲朋富裕了，我并不妄想着沾光揩油，只是求得自己的生活比现在宁静一些，安详一些，心安理得一些。

每年的每年，我都会有两三万元随风飘散。而我，远不是富豪，远不是社会上"高收入人群"中的一分子。

大姐的话让我烦恼。她的难题，将迅速地转化为我的难题。但想想大姐大半辈子的辛劳，想想她为我曾经的付出，我很快就释然了。大姐得过脑溢血，因为抢救及时，才得以康复。如果她因盖房之事忧心焦虑，以至于伤及身体，我恐怕后悔都来不及了。

我和大姐闲聊之时，儿子坐在木椅上，脸上始终闪烁着笑意。我刚给了大姐二百元的零花钱，大姐却抽出一张，硬要塞到他的手里，号称给他发压岁钱。但儿子避着躲着，最终都没有接它。儿子劝慰姑妈要爱惜身体：你搞好了自己的身体，就是给我爸爸减轻了负担。

从大姐家出来，我对儿子解释：你姑妈生活得不容易，她遇到了困难，作为同胞弟弟的我能不管吗！再说了，你爷爷奶奶早逝，你爸爸没有尽孝，本应尽孝的钱不是就省下来了吗?给你姑妈的钱，权当给你爷爷奶奶行孝了。

儿子笑着，说：爸爸你不用解释，我支持你的行动！接着，儿子又补充道：爸爸，你放心，我不会把这件事说给我妈妈的(儿子妈妈从不读我博客)，我会替你保密的。

看望老师

这个春节，我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愿望：去看望一位老师。

看望老师的想法，在我的心中储藏了许久。春来春又去，草木枯又荣，随着我的年岁渐长，看望老师的念头也在渐长。但因于我的来去匆忙，又因于没有掌握老师确切的行踪，我却始终怠慢着，疏忽着，没有真正地践行。

感恩，将是我后半段生命里一个不可动摇的主题。那些曾经以善意的目光注视过我的人，那些曾经在我犹豫徘徊之际鼓励过我的人，那些曾经在我落魄之时施以援手的人，我都将一个一个地找寻他们，当面表达我的感激之意。人真正的成熟，是懂得了爱。爱化解了我们曾经的仇恨，教会了我们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宽恕，更使我们滋生了对情谊的珍惜与护佑。

看望老师，是我感恩之旅中的第一步。

我的老师名叫王兆闻。高中时期，他教我们语文。王老师面色白净，戴副眼镜，身材高挑，走起路来，头上飘拂的头发随脚步的晃动而晃悠。在政治运动的风暴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他先后两次被打倒。但沧海桑田，日月蹉跎，似乎并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明显的烙印，更没有消解他昂扬的意志。

我和王老师建立联系，纯粹是因于我所写的一篇作文。上高二时，我写了一篇作文，取名《最难忘的人》。依现在的眼光看，那篇作文自然是无比幼稚。但其时，却得到了王老师不遗余力地表扬。王老师不但在他所带的两个班里反复宣读它，而且跑遍了同年级的所有班级，朗读它，夸赞它。一时间，我作文写得如何如何好，成为了学生们议论的热点话题。不止一位同学当着我的面，以近乎夸张的语调，声称我"比浩然写的还要好"。后来，这篇作文登上了学校唯一的黑板报。王老师似乎还不罢休，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让我把作文誊写在几页方格纸上，说他拟向某个刊物推荐它。再后来，在课堂上，王老师只要讲起写作，什么开头呀、伏笔呀、过渡呀、结尾呀等等，所分析和例举的对象，都是我那篇被他表扬了无数次的作文。

其实，我对自己的作文水平非常不满意。在王老师的表扬声里，我并没有欣欣然，陶陶然，仿佛一个脚步从未离开过地面的人，突然乘坐上了高空缆车，心里滋生的，恐怕不是飘飞的快乐，而是无所适从的惊惧与惶恐。

在此之前，若要用一种物质来描述我的形态，那么土豆是再合适不过了。是的，我确实如土豆一般，埋在土里，沾满泥土，土色土质，无声无息，没有几个人知道我的存在，没有几个人理会我的苦乐，更没有几个人肯多瞥我一眼。但我这颗土豆，硬是被王老师从土里挖了出来，从地面之下的土豆，变成了地面之上的土豆。地面之上的土豆，尽管土豆的秉性和属性没有改变，但与地面之下的土豆有所不同的是，它却走进了公众的视线。

如果说从事文字工作是我所选择的一条不归路，那么，王老师当初的激励，则给我的虚弱之躯，注入了些许站立的力量。一个卑微的土豆，一个自惭形秽的人，在他的表扬里，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并非那么一无是处。

后来我也开始了教书生涯。当我从学校毕业，分配至耀县中学时，王老师已经先期调到了这所学校。昔日的师生，今日却成了同事。奇巧的是，我的办公室与他的办公室相互为邻，一墙之隔。王老师呈现着长辈的慈爱，对我照顾有加；而我则视他为亲人，为精神的依靠。师生之情，随日月的流转而浓郁，而深厚。

他退休，我调离，我们四散而去，见面的次数越来越稀寥。去年，有人聊起他的年龄，说他已经迈过了八旬的门槛。我闻听此言，忽然有了一种急于看望他的紧迫感。我害怕因自己的延缓，酿成永恒的遗憾。

令我颇感意外，当然也颇感欣慰的是，八十多岁的王老师居然如此精神矍铄。他的面相苍老了一些，但其他的，比之过去，似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异。走起路来，他依然腰板挺直，轻盈飘逸。而真正的变化，则是他的性情。曾经不苟言笑的他，而今却无比达观，甚至洋溢着洞穿世事之后的幽默感。他编了四句顺口溜，表达着自己的满足。他居于乡下，在田野间，他与泥土亲近，与蔬菜为友，聆听着鸡鸣牛叫，仰望着星疏月明，遗忘了尘世的喧嚣，摆脱了相互攀比带来的焦虑与窒息，呈现着一种穿透云层的淡然与悠然。他的炕头，则放着一本厚厚的《圣经》。

王老师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在世故者的眼里，他的人生谈不上辉煌，甚至有点儿平铺直叙。在官本位的世风里，许多教师被"重用"，被提拔，当了这样那样的官，但他至退休，却依然是一个没有任何装饰物的教师。但在我看来，人生的成功，不是官帽的高低，财富占有的多少，而是能获得别人发自内心的敬重。

王老师无疑赢得了口碑，赢得了尊重。任何头衔，任何官位，在真正的"口碑"与"尊重"面前，都自行枯萎，一钱不值。一棵树，繁华凋谢，茂叶落尽，站立秋天的田畴，在微风里，在夕阳下，显得如此静穆，又如此脱俗。

（中国大学网）